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金忠：从尕日塘秦刻石看玉石雕刻上的文字魅力

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发现一处秦代刻石，命名为“尕日塘秦刻石”，这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八十二厘米，最宽处三十三厘米，刻字区面积约零点一六平方米，距地面约十九厘米。全文共十二行三十六字，外加合文一字，共三十七字，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记录了秦始皇派遣官员采药昆仑的历史事件。

同秦代刻石相比，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海派玉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金忠介绍：“最早的玉器刻字实例可追溯至商代，例如1977年甘肃庆阳野林出土的商代玉戈，其上阴刻有“乍册吾”三字。此外，商代晚期的朱书玉璋也是重要实证，该器物采用青玉制成，表面以朱砂书写12个可辨识字符，经碳十四测年确认属殷墟文化二期，其字符结构呈现甲骨文向金文过渡的特征。西周时期玉器刻字更为普遍，如美国华盛顿瑞尔美术馆收藏的“太保大玉戈”，以及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刻辞玉环，后者直径11.9厘米、厚0.7厘米，灰白色玉质上刻有12字铭文。这些发现表明，商周时期玉器刻字已从简单符号发展为纪事性文字，为后续玉雕文字装饰奠定了基础。”

王金忠从事玉雕创作30余年，尤擅以“俏色巧雕”赋予玉石新生，在他的和田玉创作中，不少作品也借鉴运用了石刻、书法等艺术表现形式。在王金忠看来，玉雕刻字技艺作为中国传统玉雕工艺的核心分支，融合书法美学与雕刻技法，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独特艺术体系。其技艺核心在于以砣代笔，通过阴刻与阳刻两种基础技法，在玉石表面呈现文字的笔墨韵味。

特别是在作品背面琢刻洗练的文字或简洁的诗词，将诗、书、画统一表现在和田玉上，体现了玉雕艺术的精细文人风尚，延续着七千年未断的工艺传承。

阴刻技艺以“刀法笔意”为精髓，要求雕刻者以砣针模拟毛笔运笔，在玉石表面刻出凹形文字。此类技法强调线条的流畅性与节奏感，如行书需体现笔势连贯，草书则追求奔放洒脱。典型案例可见王金忠创作的《画龙点睛》玉牌背面题诗，文以阴刻微雕呈现，单字尺寸不足5毫米，却通过藏锋、中锋交替运用，使笔画兼具浑圆饱满与金石气韵。此类作品要求雕刻者具备“一刀准”能力，因阴刻不可逆，一旦失误需整体重制。

阳刻技法通过去除文字周边玉料形成凸形文字，更注重刀法的挺拔感。如《锦灰堆》，作品选用通体枣红皮色的和田籽料，为保留原石自然形态，仅在几小处破皮巧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凤仿古纹样，中间浮雕的“龙凤呈祥”纹样敦厚典雅，具有点题之效。再饰以书简等纹样，使得画面中残章断简给人以古朴雅致、趣味横生之感，正所谓非书胜于书，非画胜于画。其将印章、书法、绘画艺术融为一体，在和田玉皮色上实现诗书画印的和谐统一。同时，阳刻作品需兼顾文字结构与玉料纹理，使文字呈现立体效果。

王金忠表示，玉石上刻字技艺传承面临材料与工艺的双重挑战，和田玉等优质玉料需选择结构缜密、毛孔适中的部分进行刻字，避免崩裂。从古至今，上海、苏州不少玉雕作坊至今保留“刻字师傅”专行，其需经过十年以上训练方能独立作业。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大禹治水图玉山》的3500字铭文，即由清代刻字名家朱永泰耗时三年完成，展现该技艺的极致水准。

从商代玉戈上的铭文，到2200多年前黄河源的秦刻石，再到今天玉雕中的刻字，文字入玉，承载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故事。

文/许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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